关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四大“阵痛”

　　今年上半年，ＧＤＰ同比增长７．４％，第二季度达到７．５％，一系列“微刺激”政策初显成效，定向调控初步遏制了经济下行态势。

　　辜胜阻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呈现出“缓中趋稳”的积极发展态势，另一方面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现在各方面有一个高度的共识，那就是虽然宏观数据企稳，但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内生动力不够和金融背离实体经济的潜在风险，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压力依然很大。

　　辜胜阻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时期，要特别关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四大“阵痛”。

　　一是制造业去产能化。我国正在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工业品价格持续低迷。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ＰＰＩ）继续维持２０１３年持续下降的趋势，其中６月份同比下降１．１％。ＰＰＩ的持续下行，反映出工业生产可能存在深层次的矛盾与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累积，企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工信部统计显示，上半年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投资增幅回落，钢铁、有色冶炼投资分别下降１２．８个百分点和７．３个百分点，水泥、平板玻璃行业投资分别下降９．７个百分点和４个百分点，煤炭行业和冶金行业的增速较上半年同期降低了３．８个百分点和３．４个百分点。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的过程势必会对相关产业的生产及投资产生一定抑制作用。据统计，前５个月冶金行业利润同比下降９．２％，煤炭行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４３．９％。

　　二是房地产去泡沫化。房地产是影响ＧＤＰ增长的一个最大变数。我国很多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房价与百姓收入增幅不协调，部分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严重。有研究报告显示，２０１３年全国３５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均值为１０．２，北京更是高达１９．１，远高于世界银行提出的３倍—６倍的合理区间。截至２０１４年６月，７０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１个，上涨的城市有６９个，最高涨幅为９．４％。房地产的调整将会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将房地产价格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金融去杠杆化。当前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大量流动性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房地产市场，导致杠杆过度放大，不仅加剧了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也造成实体经济融资困难，影响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中国社科院研究显示，当前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极高，达到１３９％，已经超过了ＯＥＣＤ国家９０％的阈值。企业负债率高企的同时，政府负债率也很高。审计表明，有３个省级、９９个市级、１９５个县级、３４６５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１００％。

　　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底，省市县三级政府债务余额比２０１０年年底增加了３８６７９．５４亿元，年均增长达１９．９７％，而ＧＤＰ增速近些年已降至８％以下。金融去杠杆化势在必行，而降低企业和政府的负债率，可能会对企业生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产生一定影响。

　　四是环境去污染化。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一些地方政府长期奉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中过分追求ＧＤＰ增长，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使得污染排放长期累积，欠下巨额的环境治理账单。全国许多地区出现雾霾天气，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鲁地区等区域，大气污染程度十分严重。据统计，２０１４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１３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仅为３６．４％，低于７４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２３．９个百分点。环保部统计显示，在全国４７７８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和极差水质的比例高达５９．６％。环境去污染化，排除带毒有害的ＧＤＰ增长，虽然短期内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下行压力，但从长期来看是必要的。

　　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剧

　　辜胜阻说，房地产投资、民间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经济的传统“三大引擎”同时减速，而新增长点又“青黄不接”，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剧。据统计，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７．３％，为十多年来最低，尤其是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仅增长１３．６％，到位资金增长１３．２％。投资是经济运行的“三驾马车”中的一个快变量，投资的放缓将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的下行压力。从传统动力来看，投资中有“三大引擎”，一是房地产市场开发，二是民间投资，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当前，“三大引擎”正在同时减速。

　　首先，房地产面临市场“拐点”，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６．２个百分点，房企投资意愿大大下降。房地产市场一头连着投资，另一头连着消费；一头接着实体经济，另一头接着虚拟经济；一头与地方政府财政紧密相连，另一头与开发商、银行、消费者利益息息相关。

　　其次，民间投资的增速有所回落。截至今年６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超过了６５％，中国已经进入民间投资“唱主角”的时代。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２０．１％，但与去年同期增速２３．４％相比，民间投资的增速正在降低。

　　第三，当前部分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债务负担较重，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面临资金难题。据统计，部分地区受政府债务偿还压力的影响，交通、运输、水利、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速与去年同期项目有明显的减慢。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重中之重

　　辜胜阻提出，金融风险的释放和爆发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经济上行时风险不易发现，经济下行时各项潜在风险隐患极易集中爆发。我国处于金融风险的上升期，防范和化解金融领域的各项风险是应对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近期我国金融风险呈现出“点多面广、相互交织、互相传导”的特征，应重点关注以下五大风险：房地产市场出现拐点使信贷风险上升；局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偿还面临巨大压力，２０１４年我国到期需偿还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占债务总余额的２１．８９％，是偿债压力最重的一年；产能过剩领域的贷款已经成为银行业不良贷款的“重灾区”；影子银行运作不规范、缺乏透明度给金融体系平稳运行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流动性错配形成“钱多”和“缺钱”并存的结构性金融风险。

　　辜胜阻强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要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两方面入手，既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转型，又要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当前我国金融领域面临的风险，一些是金融体系自身发展不完善、监管机制不健全导致，另一些则是实体经济风险在金融领域的反映。通过稳增长，给经济托底，为化解各项潜在风险点创造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延长风险释放的时间窗口、实现风险缓释。

　　一要建立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机制，定点爆破局部和区域风险，及时处置风险隐患，防患于未然。需对当前的各项潜在风险进行重点排查，对特定领域和地区的非系统性风险要在可控范围内引爆，防止风险在该领域过度累积。

　　二要推进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转型，形成有效的市场化的风险约束机制。对跨市场、交叉性的产品加强协调和改革，逐步建立“混业经营、统一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将影子银行纳入规范的监管框架，明确其监管主体和监管规则。要通过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存款保险制度和有序打破“刚性兑付”等一系列市场化风险约束机制，促进金融机构在市场环境下优胜劣汰，避免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转嫁到其他领域。

　　三要建立楼市长效管理和差别调节机制，多渠道化解房地产拐点导致的金融风险。一方面，平衡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稳定市场预期。一二线城市要扩大中低端市场房屋供给，满足大城市低收入和“夹心层”的住房需求；三四线城市控制新建商品房供给，对首套房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实行信贷和税收优惠。另一方面，拓宽房企直接融资渠道，避免房地产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要积极推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规范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完善房地产贷款保险制度，发行住房金融债券。

　　四要规范地方政府举债，强化政府负债和预算硬约束。积极化解现存风险隐患，通过设立政府性债务偿债准备金、制定应急预案等手段为可能的风险爆发做好准备。长期看，应“开前门、堵后门、修围墙”，构建以债券为主的地方政府负债融资机制。并积极利用地方政府债券和公私合作模式（ＰＰＰ）化解存量债务，堵住“后门”。

　　五要构建竞争高效的多层次金融体系，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改变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金融风险高度集中在银行的局面；推动企业股权融资，鼓励市场并购，加快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解决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利率二元结构现象；盘活货币信贷存量，将“迷失的货币”引流到实体经济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