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加剧 土地破坏 泡沫累积――一些地方新型城镇化误入歧途

　　新华网武汉８月２６日电“新城”变“鬼城”，地产泡沫向中小城市转移；城镇建设沦为“圈地运动”，地方与开发商联手囤地；地方政府负债率逐年增长，借新债还旧债……当前，在热火朝天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少数地方正滑向歧途，其背后的风险悄然滋长。

　　歧途一：举债造城，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不少地方热衷于拉大城市框架，从省会城市到小县城都在制定和实施规模可观的城市新区建设计划，但资金短缺和融资渠道狭窄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地政府。

　　记者在西部一个城市新区采访了解到，由于上级划拨的财政资金有限，这个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基本上来源于银行融资，２０１２年贷款融资近２０亿元，大多采取是小额短期高利息的形式，部分贷款年息高达１２％，且存在“借新贷还旧贷”的情况，财务压力较大。

　　在巨大的筹资和偿债压力下，各地只好将土地收益作为资金来源。而这种“卖地筹资”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变数和隐患。在青岛市城阳区，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土地出让金收入受到影响，地方政府可筹措的建设资金明显减少，对推进城市化进程影响较大。

　　审计署日前公布的审计结果也显示，随着土地出让收入增幅下降，地方偿债压力也在加大。２０１２年底，４个省本级、１７个省会城市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需偿还本息２３１５亿元，为当年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的１．２５倍。

　　加快推进城镇化需要大量资金，据国家开发银行日前预计，未来３年我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将达２５万亿元，城镇化建设资金缺口约为１１．７万亿元。而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财政资金仅能支持当年城镇化新增投资的五分之一左右。

　　有关专家认为城镇化进程应循序渐进，不能搞运动式的新城建设。长安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王圣学教授认为，各地城镇化融资目前资金需求量都很大，而且建设周期和回收周期都较长，都存在融资渠道过于狭窄的问题。随着各地债务量增加和土地收益的下降，这种融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急需构筑多元化的融资体系为各地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歧途二：畸形地产，烂尾工程泡沫丛生

　　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日趋严格，部分房企正加速向中小城市转移，造成个别城市建设投资巨大，产业空心，市场需求不足，房地产泡沫有扩大蔓延趋势。

　　在贵州黔东南自治州，３５万人的县级市凯里同时开发了十几个大型房地产项目，城市变身大工地。其中，“未来城”项目仅住宅面积就达到５００万平方米，预计提供５万多套住宅，居住近２０万人口，相当于凯里人口的一半。而像这样的楼盘在凯里还有不少。

　　类似凯里的城市还有很多，但库存量都很高，消化能力又有限。陕西汉中市正在投资建设许多大型楼盘。而记者发现，一些大盘出现销售不畅，已售楼盘空置率也非常高。上海易居研究院发布的２０１２年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风险排行榜中，排名前５０名的城市中，共有４６个城市位于内陆地区，几乎都是中小城市。

　　一些专家和市场人士认为，需要为房地产泡沫负责的，不只是开发商，更有地方政府。

　　广东惠州大亚湾地区曾经规划建设大型熊猫汽车城，引来不少房地产资金涌入。造成当地房地产畸形发展，大量的外地资金撤走，留下了众多烂尾项目。近期，记者再度探访大亚湾地区，发现这里依旧是高楼林立，但城中空空，也没有多少大型工业企业入驻，成为房地产泡沫破裂的“重灾区”。

　　此外，某知名房企２００７年曾投资内蒙古满洲里，拍下了１０００多亩土地，销售却成了大问题，至今项目成了巨大的烂尾。

　　一些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的旗号，纷纷建设新城新区，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专家警示，这些新城新区，大多是采取卖地建房的开发模式，建设一批见效快成果明显的房地产项目，最后留下一堆烂摊子。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表示，新型城镇化，一定要汲取上一轮城市规划发展中的经验教训，避免再出现广州金沙洲、北京天通苑之类的“巨型睡城”带来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误区三：圈地卖钱，粮食安全遭受威胁

　　当前，我国部分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合谋”，一边大范围圈地卖钱，打着“城镇化建设”的旗号，一边大面积囤地升值，威胁着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

　　在全国首家生态农业示范县黑龙江省庆安县，正在大规模推进“３个１０战略”，巩固１０平方公里的老城区，新建１０平方公里新城区和１０平方公里产业园区。庆安县国土局副局长张金省告诉记者，庆安地处东北腹地，多是黑土地，上级划拨的用地指标有限，每年不到１００公顷。“而一个企业用１０公顷的现象很普遍。”张金省无奈地说，尽管这些土地采取宅基地置换、增减挂钩等方式取得，仍难免踩住土地红线的危险。

　　“上届政府卖下届政府的地”的现象在不少地方非常突出。在房地产行业摸爬滚打了１０多年的福星惠誉地产公司副总经理姚泽春说，部分地方政府将城镇化看成一次圈地机会，以新城开发的名义，将大量的农业用地“划”为建设用地，以此来卖钱。“一些地方按照其开发规模计算，地都卖到２０年后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在执行国家土地政策时存在两种冲动：城镇化、工业化急需空间的发展冲动；土地财政下的“卖地冲动”。这两种冲动直接影响政府土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跑偏”：多占少补，先占后补，占好地补差地等现象突出，同样威胁着土地资源保护。

　　“城市像公司，书记是董事长，市长是总经理。”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庄子银教授说，政府主导“驾驭市场”的情况下，城镇化不是“从下到上”地以市场发展为基础进行，而是“从上到下”地按照领导要求进行，这导致土地不能按照市场方式和价格来配置。“这对于耕地的保护是十分危险的。”（执笔：徐海波，参与采写：陈亮、熊琳、乌梦达、石志勇、吕福明、齐健、魏宗凯、杨绍功、孔翔鑫）

(作者:陈亮、熊琳、乌梦达、石志勇、吕福明、齐健、魏宗凯、杨绍功、孔翔鑫)